比尔盖茨公开信我希望挥舞量化的魔棒

要让21世纪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可以从中大量借鉴的是工业化时代的标志：蒸汽机。

正如威廉·罗森(William Rosen)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创意》(The Most Powerful Idea in the World)一书里所述，利用蒸汽动力需要诸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测量蒸汽机能量输出的新手段以及一种能够测量细微长度、被称之为“大法官” (Lord Chancello)的测微计。

蒸汽机最大的创新是量化测微计

罗森写道，这些测量工具可以让发明者知道他们的增量设计变更是否能够带来性能的改进──比如更高的功率和更低的耗煤量──这都是制造更先进的蒸 汽机所需要的。这儿有一条更重要的经验：按罗森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精密测量结果的反馈，发明“注定是寥寥无几、飘忽不定的”。有了它，发明变得“司空见 惯”了。

去年，我深深感受到量化措施对于改善人类状况有多么重要。如果你制订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找到一种能够朝着目标推进的计量手段──以类似于罗森描述的那种反馈环路的方式，你就可以取得不可思议的进步。

这看上去似乎是基本的要求，但令人惊讶的是经常都没有做到，做对也非常困难。在历史上，外国援助是以投资的金钱总额来衡量的──而冷战期间，则 以一个国家是否跟我们站在一边为衡量标准──不是以帮助人民的实际效果为标准的。说得更近一点，尽管全世界范围内衡量教师业绩的手段都进行了改革创新，但 是美国90%以上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得到如何改进的反馈信息。如果一项革新──无论是新疫苗还是改良的种子──不能触及未来受益的人群，它就无法产生影响。 我们需要在量化手段方面创新，找到新的有效途径，将那些工具和服务交付到需要它们的诊所、家庭农场和教室。

在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发现了很多例子，证明量化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从科罗拉多的一所学校到埃塞俄比亚乡村的一个保健站。我们的基金会在支持这 些活动，但我们、还有其他人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由于全球范围内政府和基金会的预算在收紧，我们所有的人需要认真从蒸汽机上借鉴经验，并用它来解决世界上最 大的问题。

运用量化手段推动全球变革，在这一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联合国[微博]签 署的一项协议。得到189个国家支持的《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将2015年定为在一系列重要领域──比如健康、教育和基本收入──实现具体百分比增长的最后期限。很多人认为这项协定会像诸多联合国及政府 宣言一样被束之高阁、为人遗忘。之前的数十年人类发表了许多初衷良好的宣言，要应对从营养到人权的诸多问题，但大多数行动都缺乏衡量进展的路线图。不过， 《千年发展目标》是达成广泛共识之后得到支持的，目标明确具体，突出了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埃塞俄比亚2000年同意签署《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该国对普及全民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制订了硬性指标。将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具体目标确立为一个可以衡量工作成败的清晰指标。埃塞尔比亚的承诺吸引了大量捐款，用于改善这个国家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在已成功建立了社区卫生保健站网络的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帮助之下，埃塞尔比亚2004年启动自己的计划，今天该国已经拥有 15,000多个保健站，员工人数达到34,000人。(这就是量化的最大好处之一──它让政府领导有能力去与别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然后向最先进的地方 学习。)

去年3月，我到访了埃塞俄比亚Dalocha地区的Germana Gale保健站。我在那里看到 上贴着免疫接种、疟疾病例的图表和其它数据。这些信息会纳入一个系统──部分纸质，部分电脑处理──帮助政府官员了解工作是否在取得进展并在没有进展的地 方采取行动。近年来，来自保健站的数据帮助政府更加快速地对疟疾和麻疹的爆发做出反应。也许更重要的是，政府以前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孩子的出生及死亡没有任 何官方记录，现在却在严密跟踪这些指标了。

保健人员大多在保健站提供服务，不过他们也会到孕妇和病人的家里去。他们要确保每个家庭都有保护家人免患疟疾的蚊帐、有一个旱厕、获得过急救培训以及其它的基本卫生安全措施。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非常简单，但它们已经大大改善了该国人民的生活。

以Dalocha地区一个年轻妈妈的故事为例，赛布赛比拉·纳西尔(Sebsebila Nassir)生于1990年，那时埃塞俄比亚有大约20%的儿童活不到他们的五岁生日。赛布赛比拉的六个兄弟姐妹中有两个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可是当 Dalocha地区开设了保健站以后，生活开始发生变化。赛布赛比拉去年怀孕的时候，她接受了定期的健康检查。11月28日，赛布赛比拉来到一个保健中 心，在她七个小时的分娩过程中，一名助产士一直守候在她的床边。她女儿出生后不久，一名保健人员给宝宝注射了预防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的疫苗。

按照埃塞俄比亚的风俗，父母要等上一段时间才会给婴儿取名字，因为孩子经常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周里就夭折了。当赛布赛比拉的大女儿三年前出生时， 她遵循传统，等了一个月才给孩子取名。这一次，由于对新生婴儿存活的可能性更有信心，赛布赛比拉在她女儿出生的当天就在免疫登记卡顶上的空白处写下了“阿 米拉”(Amira)──阿拉伯语意为“公主”。赛布赛比拉不是单一特例：很多埃塞俄比亚父母现在都有信心这样做。

自从1990年以来，埃塞俄比亚已经把儿童死亡率降低了60%以上，把国家送上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轨道，到2015年儿童死亡率要比1990 年下降三分之二。虽然到时候全世界尚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我们依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量从1990年的1,200万减少到了 2011年的690万(尽管全球人口在不断增长)。

另一个由更佳的量化措施促成成功的例子是脊髓灰质炎。从1988年开始，全球卫生组织(协同诸多国家)设定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这一行动凝 聚了各方政治意志，让钱囊得以解开，为大规模免疫行动买单。到2000年，病毒基本消灭，现在全世界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不足1,000例。

然而消灭最后的病例是最困难的部分。为防止感染扩散，保健人员一年中必须多次对脊髓灰质炎流行国家五岁以下的差不多所有儿童注射疫苗。目前只有 三个国家还没有消灭脊髓灰质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四年前到过尼日利亚北部，试图弄清为什么在那儿消灭灰质炎如此之难。我发现那儿的日常公共 卫生服务很不到位：能够定期接受疫苗注射的儿童不到一半。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这个地区有很多小村落在接种人员的手绘地图及村庄地址与儿童数量登记册上无从 查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脊髓灰质炎防控人员走遍了这个国家北部所有的高危地区，这使得他们在免疫行动中增加了300个以前被人忽略的社区。这项计划还利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制作了更加详细的地图。结果，管理者现在能够高效地指挥调动接种人员了。

此外，这项计划正在让接种人员试用安装有全球定位系统(GPS)应用的手机。一天结束的时候，跟踪信息可以从手机上下载下来，这样管理者就可以看到接种人员行走的路线并将其与他们奉命要行走的路线进行比对。如此一来，可以保证遗漏掉的地区能够得到重访。

我相信这些量化体系会帮助我们在未来六年内完成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工作。而那些体系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扩展例行的疫苗接种及其它卫生保健行动，这就是说，消灭脊髓灰质炎所留下的遗产会在这种病灭绝后继续存在。

量化手段开始促进长足进步的另一个地方是教育领域。

10月的时候，我和梅琳达(Melinda)来到科罗拉多州维尔(Vail)附近的伊格尔谷中学(Eagle Valley High School)，跟24名12年级的学生一起听课。语言艺术课老师玛丽?安?斯塔弗尼(Mary Ann Stavney)当时在讲授如何写非虚构类记叙文的课。她启发学生的兴趣、在学生中走来走去、诱导学生踊跃参与课堂活动。我们看得出为什么玛丽?安是一名 大师级教师(master teacher，是授予该校最优秀教师的荣誉，也是伊格尔县(Eagle County)教师评估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斯塔弗尼作为大师级教师的资料是由我们的基金会资助的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提供的，该项目旨在更确切地弄清如何建立一个针对教育工作者的评估和反 馈体系。在获得了3,000名教师输入的资料之后，项目重点强调了学校评估教师业绩时应该采用的几项指标，包括考试数据、学生调查以及训练有素的评估人员 的评价。在整整一个学年里，伊格尔县的470名教师每一位都要接受三次评估，大师级教师、校长和被称为教学辅导老师的同事要到堂听至少九次课。

伊格尔县的评估体系不仅用来给教师一个评定的分数，它还提供具体的反馈，指出哪些地方尚待提高和发挥长处的途径。除了一对一的辅导之外，教学辅 导老师和和大师级教师每周都要召集小组会议，老师们在会上可以相互切磋、推广他们的授课技巧。依据听课结果和学生成绩，老师们有机会获得年度加薪及奖金的 资格。

这个项目面临着预算紧缩带来的挑战，但是伊格尔县到目前为止依然未让它的评估支撑体系受到影响──这很可能是伊格尔县学生考试成绩在过去五年里得以提高的一个原因。

在培养优等生方面，美国落后于亚洲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我们可以对美国的K-12(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制度做出最关键的改变是建立一个有妥善资金来源、高质量而且受到老师们信任的教师反馈体系。

我们的量化管理能力还可以在其它很多领域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那些我们无谓地存在不足的领域。

在贫穷国家，我们仍然需要更好的手段来衡量众多政府工作人员在提供卫生保健服务时的有效性。他们是将疫苗和教育这些工具带给最需要的人的关键环节。他们接受培训的情况如何?他们有没有去上班?量化手段如何才能让他们做出更出色的工作成绩?

在美国，我们应该测算大学赋予学生的附加价值。目前，大学排名关注的是入学信息──进入某大学的学生考试成绩和质量──以及对一所学校“声誉” 的判定与偏见。如果以大学帮助毕业生做好就业准备的能力为标准排名，学生会获得更有用的信息，那样他们就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学费才会发挥最大效益。

在农业领域，建立一个全球生产率指标可以帮助各国注意到一个非常关键但却被人忽略的方面：生活在贫困中的亿万小农户的效率和产出。如果我们手持公共记分卡，上面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捐赠人以及其他人士如何在帮助那些农民，必定对削减贫困大有帮助。

如果我能够挥舞魔杖，我希望能得到一种量化手段，看看遭受疾病、感染、营养不良和孕期问题会如何影响到孩子的发展潜力──他们学习和对社会贡献的能力。这样的测算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些风险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进行量化，从而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在过去15年里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改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非常乐观地认为我们在未来的15年里会做得更好。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设定明 确目标、选择一种行为方式、计量结果，然后使用这些量化数据继续改进我们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工具和服务送交给可以受益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美国的 学生还是非洲的母亲。许久以前蒸汽机发展的道路上多亏有计量的手段，进步不再“注定是寥寥无几、飘忽不定的”。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让进步变得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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