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内循环市场加剧民工荒

“民工荒”以罕见的规模冲击着中国经济。春假后，诸多地区都出现严重缺工现象，东南沿海地区尤其严重，大量企业招聘不到工人，甚至有人估算珠三角“民工荒”达到200-300百万人。据说民工薪酬都有相当幅度上升，但是并没有缓解“用工缺口”。

尽管最近几年一直都存在着局部的“民工荒”，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就业搜寻”的过程，来消除供需上的信息不对称，而从2007年以来“民工荒”不断严重，已经变成了某种趋势性的力量。一些人认为这种“缺口”是政府的民生政策导致的，例如农业税免除、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及最低工资的不断上调，他们认为福利主义倾向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娇惯”了民工，引发了资源错配。

实际上，“娇惯论”至少无法说明2003年-2007年的“民工荒”多次“愈合”的经历，2003年中国免除了农业税，并不断降低民工的流动成本，这些改善民工基本福利和自由的做法相反鼓励了民工涌入城市。另外中国的最低工资在大部分时候都在实际工资线以下，最低工资并没有干扰劳动力市场。

对“民工荒”的另外一些解释，例如“教育荒”（民工技术含量低下）或者“权益荒”（对农村户籍的歧视）都包含了一些道理，但是却不尽然，因为在不存在“民工荒”的时候也会有““教育荒”和“权益荒”。以“教育荒”而言，它处于动态的增进过程，从中国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飞速进步可以看出来，这种改善相当惊人。

我们认为，造成“民工荒”的愈发严重趋势的原因，从长波段看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无限供应神话的破产，“人口红利”的衰退。中国的劳动抚养比将快速恶化，2015年的劳动力出现“负增长”。除此以外，我们认为还有两个中短期因素被忽略了。

中国近3年来采取了异常激进的货币扩张政策，造成了大量资源向上游（石化、钢铁以及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而下游制造业面临着各种上游“转嫁过来”的成本上升，同时它们又是“外贸依存型”，他们的“需求方”——西方世界正处于“需求萎缩”阶段，所以企业无法通过涨价来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导致企业的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的“终端”是“天花板”。东南沿海尤其如此，它们可以拿到订单，就无法拿到足够的利润来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而民工大量在“下游行业”就业。于是，我们发现，东南沿海的劳工工资增长幅度不仅远低于上游行业，甚至低于同类型的中西部劳动力——因为后者面向国内消费者，工资受国民收入整体水平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是“土地流转”政策导致了农民对土地的商业增值的预期和宅基地的看重，并通过修建房屋来控制土地，造成了农村市场的“建筑潮”。农民用多年打工储蓄来启动住宅修建，这无疑形成了一个建筑就业市场。很多农民雇人建完自己的房屋之后，又去做雇佣（小工）来帮别人建房，农村的“建筑潮”造成了一个短暂的、富有薪酬竞争力（目前小工一天工资在50元以上）的内部循环劳动力市场，这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和数量，造成了“民工荒”。我们认为，这种民工荒是由生活成本提高引起薪酬底线的抬升造成的，这也决定了外向型制造业无法继续依靠劳动力盘剥获利，从而倒逼产业升级；而农村“内循环市场”作为周期产物，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由于县域经济带来的服务业繁荣，为农民工扎根故乡提供了基础，这两种力量最终打击了出口导向模式，迫使经济转型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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